用“坏人假定”来“突破既得利益重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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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坏人假定”来“突破既得利益重围”
《报刊文摘》第2474期(2008年1月3日)有两篇发人深省的文章:一篇是头版头条的《南方周末》评论员文章《思想解放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重围》(作者笑蜀);另一篇是第二版头条《(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)〈理论动态〉刊文指出,党的建设迫切需要改革创新》(作者刘益飞)。这两篇是“把脉看病”的文章。前一篇对“疾病”进行了诊断,指出:“思想解放更大阻力,来自既得利益的重围。无可否认,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,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。有一些是合理回报;有一些却未必合理,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,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;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。新一轮的改革开放,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,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。某些改革先行者,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,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。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、标签化,难以落实,难以把自己摆进去?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。”后一篇先描述了“病状”:“改革开放以来,党的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,也积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,党费劲不小,耗时已久,但久攻不克,有的问题已成了顽症,严重制约着党的建设水平。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是由于:“目前,我们许多制度的实际贯彻及制度的生命力仍然处于‘领导是否带头执行’的状态,尤其是我们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仍然处于传统的落后的‘好人假定’的状态。”接着开出“药方”:“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——‘经济人假定’认为,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,从“好人”的假定出发,必是设计出坏制度,得出坏结果;从“坏人”的假定出发,必是设计出好制度,得出好结果。许多法治国家的法律、制度的建设就往往是从“坏人假定”出发,即假定企业家是不道德的,公务员是不道德的,政治家是不道德的,人是靠不住的,总统也是靠不住的,于是要不懈追求制度规范如何严格再严格,监督机制如何严密再严密,官员的从政行为如何公开再公开,公众的利益如何保障再保障。相比之下,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出发点上往往相反,(认为)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有自觉革命精神的,从这样一种“好人假定”出发,我们设计的不少制度往往严重缺乏可警戒性、可操作性、可监督性,实效很差。”
读了以上两篇文摘,我思考了两个问题:一是“当今我们的制度设计是不是以‘好人假定’为前提的?”二是“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,我们有没有过以‘坏人假定’为前提来制定我们的制度?”对于第一个问题,我的思考的结果是:是的,当前的制度设计确是以“好人假定”为前提的。为什么会这样?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我们的国家从“文革”的阴影中走出来,再也不能搞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许多人“学了乖”,过去你斗我,我斗你,搞得关系很紧张;现在应该是“多栽花,少栽刺,留得人情好办事”。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后 ,为了本地区、本系统、本单位乃至本人及家庭的利益,就要和上下左右各有关方面搞好关系。我们的党纪国法当往下贯彻落实的时候,往往由于我们一些干部考虑到“留得人情好办事”而变了形。现在面对“突破既得利益重围”,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是否应该以“坏人假定”为前提来设计我们的制度。对于第二个问题,我的思考结果是:回答同样是肯定的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,我们党对制度设计一直是以“坏人假定”为前提的,不过这个“假定”不是“经济人的假定”,即假定“人人都是自私的”;而是“政治人的假定”,即“阶级敌人时刻都企图复辟破坏”,因而就要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、“要天天讲,月月讲,年年讲”、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。所谓的“阶级敌人”,从建国初的“三座大山”,到后来国内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,国际上的帝、修、反,党内的“走资派”,直到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”,“小农经济是每日每时都有在产生资本主义,”,因而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是绷得很紧的,方法是大搞群众运动,把全国上下、党内党外都动员起来对付被认为的“坏人”。现在我们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,有些人往往只看到它的负面效应,例如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、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等等。而坚如磐石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正是以这种“坏人假定”为前提中建立起来的,这是不应该讳言的。也就是说,当初的“政治人假定”并不是全部错,而党中央一再强调要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道理也就在这里。
现在的问题和难点在于:过去把阶级敌人和政治上认为不可靠的人作为“坏人假定“,是不难理解的;而现在却要把自己人也当作“坏人假定”,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。但是,我们首先要弄清楚,政治人假定的“坏人假定”和经济人假定的“坏人假定”,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是不同的。政治上假定的“坏人”就是阶级敌人,而现代经济学所说的“经济人假定”中所定的“坏人”,则是从人人都是自私的假定出发,由于自私的动机,都有可能违法犯罪成为坏人。这个理论观点的正确性,现在已为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贪官堕落史所证实。对干部(或称之为官员)都相信他们是多年受党的教育不会违法犯罪,不去对他们严之又严地进行管理和监督,这不是爱他们,而是害他们。
现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已在广东掀起,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,必将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。而“坏人假定”的思路我认为也应该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事实上现在中央已经按照这一新的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,例如预防腐败局的建立,特别是为迎接各地的换届选举,中央组织部几次发出通知,宣布选举纪律“十个严禁”,严肃查处了河北省一名省长助理搞贿选的违纪行为,派出巡视员到各地督察,并以“仲祖文“的笔名连续发表评论文章,明确表示“要让‘显规则’替代‘潜规则’”、“不让老实人吃亏”、“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”。据《了户东方周刊》第4期报道;“去年12月20日,中组部通报,换届工作开展以来,全国各级组织部门共查核反映领导干部和选人用人问题的举报25243件,经查属实的举报1844件,1968名责任人受到组织、纪律处分或刑事处罚。”这些都表明中央的思路在变。我们相信,以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为宗旨,并有开展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传统的我们的党,一定能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。